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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年為102戶家庭拍下全家福 他記錄“社會的骨相”

17年為102戶家庭拍下全家福 他記錄“社會的骨相”

2020年05月15日 01:28 來源:北京青年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  “社會的骨相”“觀看中國的一扇窗口”
  黃慶軍17年為102戶家庭 拍下全家福

  幾個月來,攝影師黃慶軍的《家當》系列組照引起普遍關注,讓無數網友著迷。

  此前,他用17年的時間,為102戶中國家庭拍下“全家福”。人們把全部家當一件一件擺在自家門口,家人們或坐或站,和自己的家當合影。

  實際上,《家當》系列作品早年在登上《中國國家地理》《德國國家地理》《衛報》等報刊時,就引起了攝影大師羅伯特·弗蘭克的關注,他在2012年見到《家當》作品后,曾與黃慶軍互換作品留念,并寫道:“你的作品,是我觀看中國的一扇窗口。”

  這些濃縮的小小“全家福”何以最近在國內躥紅?有網友說,把它們放在一起,猶如徐徐打開一幅社會情境長卷,觀之可親。這些圖景被藝術批評家王春辰稱為“社會的骨相”,時代的轉換,歷歷在目。

  第一臺相機

  100多塊錢的國產“華山”

  見到黃慶軍時,他正逆著光線走來,高個子,黑臉龐。他說話語速不快,透著一股東北人的幽默、直爽,落座后便利落地打開筆記本,指著圖陣依次講述起它們背后的故事。

  1971年黃慶軍出生于黑龍江省大慶市,從小生活在東北的農村。父親在他三個月大時意外因工傷去世,媽媽一個人承擔起生活的重擔,拉扯他長大。幸運的是,在清苦的日子里,一個偶然舉動激發了他對攝影的興趣。

  那是1986年,大慶有個“龍鳳青少年宮”搞得很活躍,身邊同學有的學畫畫,有的學書法,當時連相機都沒有的黃慶軍“找地方借了一臺”,成功報上了自己向往的攝影班。

  那時的他覺得背著機器出去拍照,是太酷的一件事。特別難得的是,媽媽很支持他的“不務正業”——他盼來的第一臺相機是國產的“華山”機器,“花了100多塊錢買的”。后來又買了理光10,“我特別感謝老娘,當時花了1700多塊,那是我們家最貴的東西。后來我家才買的電視機,黑白的,500多塊。”

  也許因為癡迷照相,他學習成績不算好,中考上的技校,畢業后自然而然進了供電局,當了七八年電工。他的業余時間全部用來琢磨怎么拍照片。冬天出去“掃街”,不一會兒就頂著掛了霜的“一頭白發”,手指頭像是要凍掉,但“拍得老高興了”。他還想方設法搜集一些香港的攝影書籍,看完常有“原來還能這樣拍”的頓悟。

  上世紀80年代末期,各式攝影比賽特別受歡迎,黃慶軍熱衷投稿,“不斷地投”。直到現在他還留著“厚厚一沓子”那時的投稿“掛號信”回執單。

  拜師和寄語,學會把鏡頭對準人

  很快到了1992年,那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攝影藝術節是攝影愛好者的一大盛事,新設置的“金像獎評選”環節,簡直成了圈里的“爆炸性消息”,沒有愛好者不關注。黃慶軍下決心“非得去看看那個展覽什么樣”。他說走就走,上火車補了張21小時的硬座票,直奔北京。

  豐富的展覽內容果然使他大開眼界。在諸多參展攝影家中,他注意到一位金像獎提名者——王福春。起初,是因為王福春來自黑龍江哈爾濱,同是老鄉,后來他發現王福春的作品風格讓他“越看越喜歡”。站在展廳,他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念頭,“要能拜他為老師多好!”

  當年的攝影展舉辦的活動很接地氣,有不少親近“大咖”的機會。黃慶軍后來不僅見到了王福春,還聊得很順暢,他尋思可能是“因為自己有點想法”,王福春竟然很高興地收他為徒。那年他21歲,命運在這一刻發生了轉向。

  回到大慶,黃慶軍一邊在哈爾濱師范學院進修攝影專業,一邊勤于跟王福春老師學習、實踐。

  1993年,黃慶軍路過故宮門口,抓拍到一個外國人穿上宮廷戲服的場景,這張名為《找一次感覺》的作品,獲得了中國日報舉辦的“外國人在中國攝影比賽”一等獎。當時報社的攝影部主任王文瀾先生很快給他寄來一本報社的臺歷,并手寫了“慶軍你好,用心拍”幾個字。王文瀾寫的寄語與王福春老師一直鼓勵他的話不謀而合:“把鏡頭多對準人。”

  這給了黃慶軍沿著攝影之路不停奔跑的勇氣。

  1998年,黃慶軍參加了《中國攝影》舉辦的柯達杯專業反轉片比賽,“可能是我運氣好,一下就進入了十佳。”

  彼時的黃慶軍下崗再就業,開了個照相館,“拍那會兒流行的黑白照片”。剛下海觸動特大,“開照相館賺的錢,一個月快趕上上班一年掙的。” 但柯達杯獲獎后的攝影之旅讓他作出一個改變人生方向的決定:關閉照相館,開始攝影創作。

  《蒸汽機車》系列嶄露頭角

  一本講觀察藝術的書,深深影響著黃慶軍,“書很薄,加拿大人寫的,講的是沒有數碼相機的時代如何訓練思維方式。”書里的一個訓練方法印在他腦海里:導師在草地上畫一個一米的圈,讓每人拿著膠片機在里頭拍。這種在有限空間鍛煉無限想象力的方法對他啟發很大,“走在街上,會在腦子里刻意訓練自己,有意識地去觀察。”

  幾番回首,黃慶軍覺得與攝影似乎有著某種妙不可言的緣分,“德國的博伊斯是很前衛的一個人,他表現的都是當代藝術、行為藝術,可年輕時我在三聯書店非常奇怪就買了一本他的書,雖然不明就里,但就覺得他挺有意思的。”

  黃慶軍一度對工業場景情有獨鐘,自1992年到2002年他用十年拍攝了《蒸汽機車》系列作品,使他嶄露頭角。機會似乎也愿意湊趣。“當時《中國石油畫報》定期舉辦攝影比賽,積分前三名的人每年會被邀請去新疆搞創作。”2003年黃慶軍靠積分打進了前三,不久后的新疆行他還“幫忙拍了一個新疆石油的系列作品,他們挺滿意的”,后來總編輯找他問,“缺一個攝影師,你愿意來干嗎?”就這樣,2004年3月,黃慶軍辭別大慶,正式北漂。

  由于蒸汽機車那組照片的廣泛傳播,北漂不久便又有一家時尚旅游雜志向黃慶軍投出橄欖枝,他抓住了這個“開闊眼界”的機會。他印象特深,第一次出國是受芬蘭航空邀請去芬蘭,在圣誕老人村寄明信片,“去的時候是三月,果真在年尾的圣誕節收到賀卡。”

  開啟“家當”,看到熱愛與付出

  漸漸地,黃慶軍感到“拍的風光再好,總覺得沒有人看起來生動”。這時,他接手與《中國國家地理》雜志合作的一個項目, “找一些有特點的人,讓他們把自家東西搬出來拍”。那次拍了四個省的四戶人家。再次把鏡頭瞄準人,讓他產生創作的沖動,也成為拍《家當》系列的靈感來源。為了開拓自我,那陣子他只要有時間就泡在798,“看更多的藝術形式”,并開始有意識地重新構造拍攝計劃。

  中國那么大,怎么選擇拍攝對象呢?2003年的互聯網還沒那么發達,黃慶軍想,熟悉的農村——長白山種人參出名,每家有自己的房子,還有自己的院子,相對獨立,也相對好拍。于是他馬不停蹄找到村子里,一家一家去問愿不愿意拍。有時挺幸運,“趕上人家正在搬家,上去一說,正好就先停一下、抓緊拍一陣。”大多時候他得說服人家,還得自己幫著往外搬家當,“再不成找人幫著搬,搬完了再給人家搬回去,恢復原貌”。

  拍完了,有的很少聯系他,有的人還常有聯系。有的人家早已離開農村,搬到了城市,有的老兩口騎行去了拉薩。有對紹興的老兩口去世了,黃慶軍還清晰記得2007年拍攝時老兩口跟著忙前忙后的樣子,“不知道那所老宅子、老家具是否還在。”

  作為拍攝者,黃慶軍有頗多感觸,“照片并沒有讓他們改變什么,尤其是農村,改變都來自他們自己的奮斗。”拍攝中不少人和事讓黃慶軍深受感動,“有很多人對家鄉真切地熱愛,愿意為家鄉的建設真正去付出。”

  他指著一張水鄉背景的照片回憶,剛聯系到這位南潯古鎮的沈嘉允老先生時,他在電話里就很痛快,“沒事兒,你來拍吧。”等到見面說明拍攝方法,盡管“沒想到這么麻煩”,沈老還是表示支持。因為家里東西零七八碎太多了,光搬東西就整整花了一天的時間。可沈老卻說,“只要是對宣傳南潯古鎮有益的事兒,我都愿意做。”

  黃慶軍也曾嘗試用同一個主人公表現時空變化,但能二度拍攝的家庭寥寥無幾,安永慶是個例外。2011年黃慶軍第一次拍攝時,安永慶初漂北京,住在前門邊上的一條胡同里,租金一個月300塊錢。8年之后黃慶軍再次找到安永慶拍攝,他早已離開北京,去福建的鄉下租了一所簡陋的房子,“靜心讀書,過著樸素的生活”。

  這樣的改變也觸動著黃慶軍自己,“過去覺得需要挺多的東西才能滿足,現在只希望自己的生活未來能夠更簡單一點。”

  好的東西,是有共性的

  拍攝《家當》的17年間,黃慶軍去過近30多個國家,互聯網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讓他感觸很深。也因此,2015年他用23天拍出了《家當-網購》系列。從北京出發到吉林,然后經哈爾濱、漠河,轉至內蒙古,再奔赴喀什;再由拉薩到麗江—柳州—杭州,最后在北京一口氣兒拍完最后一個場景。同一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人,他們的網購生活在鏡頭中真實地呈現,也留下很多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。

  黑龍江漠河的小伙王雅峰通過10年的賬單才回想起來,自己在淘寶上的花費已經超過了22萬元,他的旅店和家當幾乎都是來自網購。他的屋后就是中俄邊境線,對他來說,網購是生活中重要的樂趣。

  生活在新疆喀什的麥合穆提·吐爾遜夫妻,拍攝時妻子懷孕了,按照當地的習俗,孕婦的面龐是不能示人的,但是她戴上口罩愉快地接受了黃慶軍的拍攝。當時在南疆,大部分當地人并沒有麥合穆提這樣的網購體驗——他是家族里唯一的大學生,英語、漢語流利,對他來說,網購很平常。

  賈昱昊和呂雪峰起初是工程師,2011年兩個小伙子辭去工作,定居拉薩,經營客棧。客棧里近八成的東西都是網購而來,咖啡機、“手辦”,還有他們酷愛的戶外裝備。拍攝時他倆套上睡袋,笑逐顏開。對于他們來說,網購幫助他們實現自我。現如今,他們轉出了客棧,分別生活在福建、陜西。讓黃慶軍驕傲的是,這張照片被中國日報選作《動感亞洲》的封面,亞洲新聞社長還把書送給了李克強總理。

  在所有《家當》作品中,黃慶軍坦言最喜歡2007年8月拍攝于內蒙古新巴爾虎左旗的那張照片。它不僅曾被攝影大師羅伯特·弗蘭克看中,韓國策展人具本昌也曾表示這張照片“就像國畫里的上品,也是《家當》里的上品”。在拍攝時,打動他的就是當時的畫面,很干凈。他覺得“好的東西,一定是有共性的”,古老的物件、現代化的風力發電,碰撞出很多讓人深思的線索。

  這張照片收獲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回應。黃慶軍隔三岔五就接到一個國外的郵件,表示“想刊發這些照片”。一個荷蘭小伙子還說,高中時是因為看到這張照片而到內蒙古旅行。

  黃慶軍覺得,是照片中那些平時不被注意的、被遮蔽的物件引起很多觀者的共鳴。很多人留言說它們見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生活方式的變與不變。黃慶軍感到欣慰的是,在拍攝時自己最注重的恰恰就是這些情感與環境。

  和羅伯特·弗蘭克一起“掃街”

  黃慶軍經歷過很多有意思的事。至今他都覺得難以想象,曾經和心目中神一樣存在的攝影大師羅伯特·弗蘭克先生一起去拍照,一起“掃”過街,一起曬過太陽。“2012年在紐約第一次拜訪大師,他送了我一本他的成名作《美國人》并簽上名,看完我的作品后,他又把書要了回去,補寫了一句話:‘感謝你給我看這些照片,幫我打開一扇看中國的窗。’”

  他們還一起去布魯克林“掃街”,雖然黃慶軍英語并不流暢,但他能領略到,“弗蘭克在不斷嘗試,他那時還是用膠片機,但他的觀察能力和思考方式總在變化。”大師的一舉一動也讓黃慶軍若有所思,“如果他拿了我一張照片,就會拿出一堆自己的照片,鋪開、擺好,讓我挑一張。”

  2012年10月英國著名服裝品牌Paul Smith創始人保羅·史密斯在《衛報》周刊上看到黃慶軍的作品,聯系到他,表示很喜歡他的作品。2013年9月份黃慶軍去倫敦時,兩個人見了面,保羅還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。

  見到德國攝影家托馬斯·魯夫的經歷更奇妙。最初托馬斯·魯夫受邀到北京講課,給黃慶軍留下深刻印象。2017年在威尼斯雙年展逗留期間,黃慶軍給托馬斯寫了一封信,沒得到回復。之后到達托馬斯所在的羅塞爾多夫后,抱著試試看的心情,黃慶軍連續又寫了兩封信。驚喜的是,第二天不僅收到郵件,還清楚寫明了門牌地址、登門時間。讓黃慶軍感到震驚的,不僅僅是托馬斯擁有的巨大工作室,“他竟然沒有任何助手,全部是自己一個人做!要知道他的藝術風格變化很大,且不說早年成名的肖像,后面拍星空、拍機器也全是獨自完成,完全不可想象。”那次拜訪時間雖然很短,但黃慶軍獲益匪淺,“解了我很多困惑,而且德國人做事很嚴謹,他們把材料做到極致,確實為我洞開了一種思維方式。”

  黃慶軍堅持自己的拍攝原則:尊重被拍攝者,包括他們想表述的東西。“哪怕是為了真實的記錄”,也不要“觸及被拍者的隱私”。他覺得做藝術需要冒險,未來他正著手準備“可以自己跟自己對話的”形式,不需要去麻煩別人,“能不能成功我也不知道,但是我在嘗試。”

  文/本報記者 李喆

【編輯:陳海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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